3月23日清晨，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河镇乡园区大道上，一场车祸夺走了2个孩子的生命，造成14名孩子受伤。
根据当地通报，驾驶人张某广（男，49岁）驾驶自有五菱小型客车违法超员，在途经河镇乡园区大道时，与一辆停放在路边的大型货车碰撞，致车上学生伤亡。伤者已送医救治，暂无生命危险。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张某广已被公安机关控制，经检测，排除酒驾、毒驾嫌疑。
这辆载着至少17人的五菱客车，是河镇乡新寨村孩子们通往学校的“专属班车”，同时，也是一辆没有正规资质、长期违法超员的“黑校车”。
在常年非法营运的“黑校车”背后，藏着山区孩子上学难的深层困境：撤点并校后，山区孩子的上学路变得更远；留守儿童多，老人接送难，正规校车、班车少甚至没有。家长明知危险，却没得选。
事后，很多人在扼腕叹息的同时，也发出追问：漫长的上学路上，山区孩子的安全该如何保障？
殒命上学路
3月23日，星期一。上班路上的刘源行驶在赫章县河镇乡恒底工业园区大道时，看到了让他震惊的一幕：眼前一辆小型客车撞毁在路边停着的红色大卡车上，车头严重变形损毁。
车祸现场。 受访者提供
后来，他从新闻里得知了这场发生在贵州赫章县河镇乡的交通事故——2名学生死亡、14名学生受伤。
刘源想起，事故发生的前一天，他下班时就在路边看到过这辆卡车。他提到，当地早上雾通常很大，有时五米之内就看不清路。
记者联系赫章县委宣传部了解最新进展，工作人员表示关于车祸的信息已发布在县人民政府官网，最新情况仍在核实中。
赫章县的居民们，也感受到这场事故的余波。带着孩子在县城上学的罗涵在朋友圈里看到，不断有人转发有关安全乘车的提示，孩子所在的幼儿园，也发布了交通安全提醒。
在赫章县城工作的余晨发现，各个路口对于车辆的检查严格了起来。平日里，县城里的黑车和出租车基本各占一半，有些路口常停着私人跑客的车，事故发生后的这两天，不见了踪影。他所在的社区和村子都在发布通知，一遍遍提醒居民不要乘坐黑车、超员车。
余晨所在群里的通知。 受访者提供
河镇乡新寨村村民张明居说，出事车辆上的16个孩子，都来自她们寨子。两名遇难的学生一男一女，是同村另一家的两个孩子。
车上的孩子，一到五年级都有。张明居告诉记者，新寨村的孩子大部分是留守儿童，父母外出讨生活，常年不在家，孩子由爷爷奶奶照看。遇难两个孩子的家长，刚刚外出打工没多久。
这天早上，他们的目的地是离村子六七公里的海雀小学。从村里到小学要先经过一段山路，路宽三米五左右，铺了水泥路面，弯特别多。山区的路小车勉强能过，但正规的校车可能进不去。
通常，这辆车只需要20分钟左右就能把孩子送到学校。
7点多，车已驶到恒底的园区大道上。和周边的山路相比，这里的路已经相对平坦，几年前，这条路刚刚建成通车。
在离海雀小学还有五六分钟车程的路上，车一头撞上了路边停着的卡车，这群孩子没能安全抵达学校。
非法营运的五菱车
看到新闻后，赫章县河镇乡恒底村在外打工的李赫突然拾起对司机张某广的记忆。几年前还在老家上学时，他也曾坐过他的车。在他的记忆里，自己初一时，也就是2020年，张某广就在跑车了。上初中时，李赫经常会坐张某广的车，开得并不快，算得上稳。
但张某广驾驶的这辆五菱车，没有营运证，更没有校车资质。事故发生后，很多当地人向记者表示，这样的非法营运私人车甚至是超载车在当地司空见惯，常年穿梭在山村和学校之间，成了山区孩子上学路上最常见的交通工具。
事故车辆是一辆五菱七座车，连同驾驶室在内总共三排，类似的私人面包车在镇上有很多辆。
没有固定站点和时间，想坐的时候提前电话联系司机，说好上车点，司机就会过来接着走。李赫当年的上学路上，车开开停停，“一个地方上一个人，再去下一个地方顺路接。”哪里有学生在等，司机通常都很清楚。
李赫害怕安全问题，也觉得太挤坐起来不舒服，从来不坐超载车。初中时，李赫存着很多个跑车司机的电话，“这个人的车满了，我就打下一个司机的电话问问。”
但更多人已经对超载习以为常。不仅是学生，同在赫章县的罗涵，自己出村办事也会坐这种车。车上人多时，儿童就需要坐成人腿上。经常她的腿上坐着不认识的同村学生，车里很闷热，不透气，有的时候挤得屁股都挨不到凳子。
从赫章县考出去读大学的梁天成，对于私人营运车的记忆要追溯到十年前。那时候他去镇里上初中，每周都要坐。“一般都是面包车，本来应该坐七八个人，但一到周末回家，人多的时候，就要挤十五六个人。”梁天成还记得，车里有时拉过土豆等农产品，座位和地面上，总落着一层土。当时乡镇中学没有洗澡间，七八月份天气闷热，一车人挤在一起，满是汗味。
但从村子去镇上上学，李赫和梁天成就只能依赖这些司机。车费一趟5元钱，是最低一档次的价格，最高的15元。“价格很便宜了。”李赫说。
在当地，从县里到镇里，也有合法营运证的线路车，一般也是面包车，上面喷一层漆，写着“农村客运”。但合法营运车不能超载，到镇上的固定站点就停。相比之下，私人营运车的价格稍低，而且有时甚至能送到乘客家门口，大家都倾向于选择“黑车”。
这些私人营运车的司机，大多是当地的村民。罗涵告诉记者，很多司机最初都是自己家里有孩子要上学，顺路收钱送同村其他孩子，慢慢变成一份固定的营生。
在新寨村村民张东明的印象里，小学同学张某广从八九年前开始跑车。这几年，这个寨子的跑车生意都包给他，除了接送学生，其余时间也拉村民赶集、吃酒。只要有空余时间他都在跑，除了跑车，就是在家里种庄稼。
张东明透露，在河镇乡新寨村，像张某广这样非法营运接送学生的司机还有两三人，“没有哪个有营运证”。
就在事故发生的这一天，除了事故车辆，还有另一辆载着新寨村孩子上学的车辆，“没有一个不超载的，不超载就来不及，要上课。”
屡禁不止的“黑校车”
几年前，罗涵在坐车时，好几次遇到过突击检查。
交警在路边看到面包车就会拦截下来，先数车上的人数是否超员，再看有没有营业执照。警察甚至查到了村里，她认识的很多跑黑车的司机被罚款、车被没收，都是常见事。
记者查阅发现，2022年，赫章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就曾查获严重超员的“黑校车”。
2023年，赫章县在《赫章县“十四五”道路交通安全规划》中，提出要建立健全“非法营运”“黑校车”联勤联动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严查严处“非法营运”及接送学生车辆违法行为，坚决清除“非法营运”团体及站点。
赫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2023年2月印发的《春季开学“黑校车”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及配套政策解读文件提到，当地当年已提出对涉校非法营运车辆实施重打击、严惩治、零容忍治理，明确采取定期检查与突击检查结合的方式，聚焦学生上下学高峰路段与重点线路严查超员、非法营运等行为，并建立多部门联查联动与责任倒查机制，坚决清理校园周边交通违法与非法接送站点，严防涉学生车辆交通事故。
实际上，在2012年，我国就出台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对校车标准、校车驾驶人资质及校车运行要求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但在罗涵看来，即便整治不断，在当地只要还有坐车的需求，只抓“黑校车”都是“治标不治本”，“查过了，第二天又开始了。”
“没得选，只能坐这种车。”还在上学时，李赫从没听过当地还有校车这个选择，“村里没有出租车，我们那里不发达，也没有班车啥的。”
在罗涵的观察里，“黑校车”有时供不应求，甚至要靠“抢”。正规有牌照和固定线路的营运车只能从县城跑到镇上，没法下到村一级，也不能超载，如果不想走路，要么坐黑车，要么坐摩托车、农用三轮。
罗涵告诉记者，这几年从镇上到县里的合法营运车也越来越少，很多人的生意被黑车抢走，挣不到钱，就不愿意干了。“打不到正规车的乘客又只能去坐私人车，形成恶性循环。”
超载在她看来，更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如果来回跑，有一些孩子等不及，只能大家一起挤着走。”
罗涵觉得无奈，“如果我们有别的选择，肯定大家都不会愿意去坐那些车的，但那些孩子上学怎么办？”
撤点并校后，孩子上学难
已经在外读书的梁天成，理解“黑校车”难以彻底整治的无奈。直到今天，在赫章县乃至贵州多地，农村孩子的上学路依然存在困境。
这几年，梁天成回家时发现，大家依然还在坐当年他坐过的这种黑车。他观察，超载的情况有所减少，交警会在路边查超载的情况。有时候一辆车满了，孩子们就等下一辆车再来。每到周五放学或周天返校，他经常能看见低年级学生，包里放着一周的换洗衣物，站在石墩子旁边等车。
梁天成所在的村子，虽然还保留着一个“教学点”，但只能读到三年级。三年级之后，村子里的孩子只能去8公里外的镇中心学校上学。他们村离镇上还算近，远一点的村离小学有20公里。
这与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振助在论文中提到的对西部某县做过的调研结果高度契合。调研发现，在该县撤并小规模校点后，村庄到最近小规模学校距离均值从1921米增加到4730米，增加146%，到最远小规模学校距离达7998米，到中心学校最远距离超过19公里，造成偏远儿童上学远、上学难的问题。
赫章县教育科技局近五年公开数据可见，2020年，该县小学在校学生为87114人，2025年，小学在校学生为74173人，五年间，小学在校生数量降幅达14.8%。同时发生的，是当地小学、教学点的减少：2020年，当地有完全小学146所、教学点32个，2024年，完全小学已累积缩减27所，教学点减半到16个，到2025年，完全小学和教学点已在统计数据中合并统计为“小学129所”。
撤点并校的推进，进一步拉长了山区孩子的上学路。张东明告诉记者，早年间，新寨村曾经有过村小高坎教学点，但八九年前，撤点并校后，合并到海雀小学，村子里孩子上学的路变远了。
摆在当地孩子和家长面前的是艰难的选择：岁数没那么大的老人，会骑农用三轮车接送孩子，大一些的小孩也有的成群结队走一两个小时山路。罗涵的孩子今年上幼儿园，最近的幼儿园在五六公里外的镇上。从村里到镇里要翻过一座很高的山，山路弯弯绕绕的，走一趟差不多要一个小时。
罗涵也并不是没想过请车接送孩子去镇上幼儿园，但考虑过后还是觉得不安全，让老人骑摩托车接送，也同样危险。
最后，她决定自己带着孩子去县城上私立幼儿园，学费和房租加起来一年一万五千元左右，未来她还计划继续陪孩子在县城上小学。但很多条件不好的家庭，无法支持这样的开销。
罗涵想过给学校提开设校车的建议，但转而又觉得不太现实，“镇中心学校集中了周围全部村庄的孩子，山区村庄之间分布分散，学校派校车接一圈要绕很多路，耗费很多时间，很难集中接送。”
在张振助看来，事故的背后，也关系着交通配套设施不完善的问题，“教育先行，但是其他措施跟不上。”她觉得，这就是山区的“最远一公里”，“甚至在一些地区，孩子就算想读书，路途太远了，也可能读不成。”
对于多地普遍存在的撤点并校后带来的问题，张振助建议国家层面加大政策和经费支持，明确各级政府对布局调整后学生交通、食宿、困难家庭学生生活补助等财政支持保障政策，完善校车服务所需财政资金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分担的政策。比如，根据乡村学生家校之间的距离，以及采用的不同交通工具，实行不同类型的资助。为寄宿制学生实行一定额度的生活补贴、定期回家的交通补贴，对非寄宿制且无校车接送的学生，按每学期的上学天数实行交通补贴。
张振助提到，后撤点并校时代（2012年至今）的政策导向是从效率转为公平。除了教育部门以外，还需要其他部门的协同，比如妇联、发改委、交通部门等，改善整个城乡一体和资源配置的情况。
（除张明居、张振助外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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